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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爪鸿泥

一声声,如歌阵队;赐我膀翼,何惧迁徙;蓝天当纸,抒写"人"字.,

 
 
 

日志

 
 

.晋中平川小延安  

2012-08-01 12:39:02|  分类: 小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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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同仇敌团结抗日伪,常守德就义东阳村

 

 

一九四四年调整村政权后,小常村局势日趋稳定。

为进一步开展军情工作,张常仅一方面在常履丰配合下物色争取伪人员反正为我所用;一方面在小常继续编织情报网。他,继组建新的“十虎弟兄”组织,形成左膀“老十虎”,右臂“小十虎”之后,又发展王歧华、常学勤、武世基等知识青年为新的情报人员,还让杨允昌、张景宏、任二云等原路西县政府人员和情报部门挂上了勾。至此,小常村内有地下党支部,有名为敌政权实为我政权的村政权,有拥护共产党坚决抗日的广大群众;外有路西县区、“同蒲队”、情报分处同志;小常村的抗日力量越发强大。

敌人是不会对小常村不闻不问、“不管不顾”的。事实上,从抗战初期起,日寇就没少“光顾”小常: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日机轰炸小常,村民程五则蒙难;一九三八年二月三日,日军在小常住宿,村民杨汝璧、杨寿海之妻等遭劫。

从日寇组建伪军,建立据点、设置伪机构,豢养便衣之后,日伪人员对小常的袭扰就更加频繁。一则民谣道出了当时的情景:要米要面还要柴,抓上壮丁修炮台;每天前晌总要来,大吃二喝“适调鞋”(适调鞋指敌人看到你的鞋好则脱下他的鞋调换你的好鞋)。

敌人的袭扰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大规模突袭,由日寇伪军相配合,人数一般为近百人或百人以上;一种是小规模骚扰,由少数日寇带领伪人员或只是伪人员,人数在一、二人到一、二十人。不论是大规模突袭还是小规模骚扰,面对英雄的小常人民,敌人始终无可奈何。抗战八年,小常村共牺牲三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村民程五则被日机炸死;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村长常守德被日寇残杀于东阳;外加“同蒲队”战士李来娃牺牲于小常。张常仅、常履丰等抗日勇士,长期在小常活动,毫发无损。

小常人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日,上至耄耋老人,下到稚气幼儿,面对凶残的敌人,人人无所畏惧,个个机智勇敢。他们,掩护了一个又一个抗日志士;挫败了一个又一个凶恶敌人。

王镇,徐沟县贾村人,路西抗日县政府财粮科长。为了便于隐蔽活动,三十多岁的他,专门吃药使牙齿变形且掉了一部分,又蓄起了胡须,人们称他为“胡髭”或“没牙的”。他在小常活动时的秘密隐蔽点是杨允昌家,允昌及弟妹对着外人时,喊他为“舅舅”。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初的一天,刚吃罢午饭,七、八个日伪便衣闯入允昌家,一进街门就喊:

“查户口哩,带上‘良民证’全到院里集中。”

同时,他们分出几个人一个屋一个屋查看,连柴房和厕所也不放过。他们确信除正在熟睡的婴儿外,全部人都已集中到了他们面前,开始查验人们的“良民证”。当查到王镇时,问:

“你是什么人?”

没等王镇开口,杨允昌赶紧说:

“是俺舅舅。”

敌人又问允昌的十二岁的三妹,也说是“俺舅舅”。敌人又一个一个问允昌的妻子和年迈的爷爷、奶奶,并盘问王镇,均没问出什么破绽。敌人还在怀疑,一个看来是领头的人,把躲在奶奶身后的允昌的年仅六岁的小弟允绪拉到人前,让指认家庭成员。允绪分别用手指着各个家人说:

“爷爷、娘娘、哥哥、嫂嫂、三姐。”

敌人见没指认王镇,以为抓住了把柄,喜形于色,把允绪拉到了王镇面前,拍了拍王镇,说:

“他不是你家的人吧?”

允绪说:

“嗯,他不是俺家的人,是俺舅舅。”

敌人气馁又气恼,另一个敌人指着王镇又大声和允绪说:

“你再说一遍,他是谁?”

允绪也大声说:

“俺舅舅!”

王镇顺手把允绪抱了起来。敌人显然不死心,又一个敌人大声吼:

“他真是你舅舅?”

允绪也大声说:

“可不哩!”(就是的意思)并搂住了王镇的脖子,把小脸紧紧贴在了王镇的头上。

敌人看查问不出什么,两个领头的人相互嘀咕了几句,领着手下的人灰溜溜地离去。

六岁的允绪临危不惊和家人共同掩护了王镇,而七岁的许引娣表现更为突出。她遭受敌人的拷打,面对敌人的刺刀,始终未向凶恶的敌人吐露实情。

许海泉家住小常程街,住处僻静,家门严紧,是我方人员经常留宿之处。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上午,我八个武工队员刚离开,十几个日伪军就闯入他家。敌人看到他家似乎有外人住宿过的痕迹,逼问许海泉:

“住了多少八路?到哪里去了?”

许海泉坚持说,没有八路来过,只住了四个初八来赶会的亲戚,而且说的有名有姓有地址,因为那天恰巧是农历二月十一日,刚过了二月初八庙会日三天。日伪军不相信,凶狠地对许家老幼拷打审问,年仅七岁的小姑娘许引娣也未幸免。日寇先是哄骗利诱小姑娘,继而用刺刀对着小姑娘的胸口威胁:

“不说实话死了死了的!”

面对日寇的刺刀,小姑娘大声哭喊,还是原话:

“没有八路军来过,姑姑、姑夫和两个姐姐住过。”

真实情况是孩子的姑姑等四人初八确实来小常赶过会,但没有住而八个武工队员是在她家住了一夜,刚刚离开。

面对哭泣的孩子,穷凶极恶的敌人还是不死心。一个伪军小头目,一脚把小姑娘踢倒,用皮带浑身抽打。孩子满地翻滚,但始终未吐实情。敌人问不出什么,只好不了了之。

敌人走后,许海泉赶紧让他的大儿子跑步去姑姑家“通气”,以防万一敌人去查问。

八年抗战,小常人机智勇敢掩护抗日战士的事何止十起、八起;掩护的方式何止一样、两样。九岁的毛头配合母亲掩护“同蒲队”副队长张沚,就是另一种方式。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小常群众掩护我党的干部、战士,乃至干部、战士的家属,是“家常便饭”,掩护期有短有长。本就是小常人的常履丰姑且不说,沈少星在小常隐蔽好几个月,张常仅更成了“地道的小常人”。事实上,无论是路西县区,还是“同蒲队”,或情报分处的同志,像王维则、吕子兴、王立岗、张应忠、王镇、小龚、郝建华、陈春保等人,到小常就像回了家,似蛟龙入海。

一九四二年夏天,白色恐怖笼罩晋中平川,家在平川的“同蒲队”副中队长张沚之妻受到敌人追捕,到了小常,在地下党支部书记,公开身分是乡地的常坦银家,以常妻之妹的身份为掩护,一住就是半年多。

一九四三年三月初的一天早饭后,张沚到常坦银家接妻子上山,时逢坦银不在家中。张沚夫妻等坦银中午归来见面,和坦银妻子三个人在屋中聊天,让坦银九岁的儿子毛头到大门外耍并放哨。半前响,一个日寇带着十来个伪军向坦银家走来。伪军小队长到过常家数次,认识毛头,老远就喊:

“毛头,你爹在家吧?太君找他有事。”

原来,他们是东阳据点的日军和警备队,是到各村催粮的。他们从南席来到小常,一进村伪军小队长就看到了在大门口玩耍的毛头。毛头看到日伪军走来,又听到伪军小队长说找他爹,赶紧向母亲和张沚夫妻报信,大声喊:

“妈,太君领的人来了,寻俺爹呢!”

屋中三人听到报警,从窗玻璃向外一看,日伪军已进了大门,张沚已走不掉。危急之中,张沚拔出手枪,打开机头,准备硬拼。坦银妻赶紧拦住,并示意让张沚钻到了两支大柜夹着的几桌底下。几桌前还有挂着桌裙的团桌,团桌两旁放着椅子,几桌下藏一个人,如不蹲下看是很难发现的。

张沚刚藏好,敌人已走到屋门口,坦银妻和张妻赶紧迎了出去,并告诉伪军小队长说坦银不在家中,一定在村公所,请他们到村公所去找,想把敌人马上支走。然而,伪军小队长说:

“太君口渴,给弄点茶喝。”

并且,伸手打开门子,把日寇往屋中让。小队长让其余伪军在院中等候,他也进了屋内和日寇在团桌旁椅子上一边一个坐了下来。两个女人好怕,担心张沚弄出一点响动,甚至怕敌人听到张沚的呼吸声。好在屋内还生着火,火上有茶壶,张妻赶紧给二人倒水,常妻则有意高声说话。但是,她还不放心,走到站在炕沿前的儿子毛头跟前,冷不防在儿子毛头脖子上狠扭了一下。被扭疼的毛头“哇”地哭了起来,常妻大声数说:

“你哭!看不见有客人?你还逼!你一天到晚要这要那,从哪儿给你……”

她边数说边对毛头一阵捶打。毛头越哭越劲大,张妻假装劝解,说话声也很高。

日寇和伪军小队长觉得不耐烦,每人喝了一杯茶,站起来领上伪军走了。

敌人走后,张沚钻了出来,说:

如果敌人发现响动,他就先一枪撂倒鬼子,再一枪撂倒伪军小队长。说不定院里的八九个伪军会全做了他的俘虏。

他的话可信。但是,那样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小常人同仇敌忾抗日伪,老少团结齐上阵。

小常人不仅在掩护抗日干部、战士时,在村内、在家中和敌人斗智斗勇;在不幸被抓时,在敌据点,在魔窟,也是大义凛然,和敌人试比高下。

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占区,是苦难年代,也是荒唐年代。赌徒、毒贩,本为人们所不齿,可我抗日干部却不得不与赌徒交友,与毒贩为伍;因为,一切为了隐蔽工作。便衣,本为日寇豢养的密探,可日寇按便衣提供的情报去抓八路军,却几乎总是扑空或抓到的是普通群众;因为,便衣既指认不到真八路,也不敢指认真八路,只好胡乱指认应付差事。

代村敌据点的新井队,是日寇新井武雄为队长的便衣队。一九四四年夏,一个便衣到新井队报告:“小常村的张景林是八路军。”新井队小队长中村,率领便衣队到小常捉人,一进村就碰到张景宏,让张景宏带路。张景宏见敌人找张景林,估计一定对张景林不利。于是,他装着好奇大声问便衣:

“你们找张景林,还找谁?”

有意让路人听见后抢先去给张景林报信。他受到了敌人的斥责。

他们到了张景林家时,接到我方刚争取反正的便衣杜忠仁托北阳毒贩“长腿三”报警的张景林已逃走。敌人没抓到张景林就把张景宏抓到了代村据点,说他和张景林是一家人,要他说出八路张景林的去向。景宏说他和景林只是本家,不是一家人,更不知道张景林的去向。还说张景林也不是八路军。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踩杠子,灌辣椒水,折磨了好几天。后经我多方营救才获释。

张景林是普通群众,被当成八路军抓捕。他逃到了东北,日寇投降后才返家。张景宏却真是我路西太三区秘密工作人员。

张景宏,其父张世珩曾是北京前门外有名的“永泰公”银号的经理。他在上学时,受到爱国教师的影响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激励,一九三八年就上山抗日,因年幼而回家,后到北京汇文中学读书,再到太原日进五金行学徒。一九四三年返乡,年底他秘密参加了我路西区政府工作。被捕获释后,区政府解除了他的职务,他和我情报部门挂上了勾。情报部门让他暂时隐蔽,他到太原”福记车行”当了会计。一九四六年,他接受组建秘密情报点任务,在太原开设“谦益信”车行并出任经理。这是后话。

时间进入一九四四年夏秋,小常周围各据点的敌人已都知道小常村藏有八路冬娃(常履丰)和“二娃”(张常仅),可就是找不见,逮不着。日寇非常恼火。由于便衣报告的消息十有九是假情报,有一真实也是过时消息,日寇不再依靠便衣。他们使出了狠毒的一招:晚上带人悄没声息潜入小常村搞偷袭、突袭。有一次,还真让他们把冬娃、“二娃”给堵上了。

小常村人于文,院大房敞,家设赌场。晚上常聚赌,赌徒有时可达二、三十人。于家秘密建有夹墙,可藏三、四个人,是抗战初期为让于妻、于妹等年轻女人藏身躲避日寇欺辱而建,外人少有人知。

一九四四年秋的一天,张常仅和一个曾经给敌人当过便衣的小毒贩,名叫白立三的新发展的情报员说好,晚上在于文家见面,由白提供关于敌情动向的书面情报。夜晚二更多天,张常仅、常履丰、姬爱全、许光宗四人一起进入于文家。于家有二十多人正在聚赌,赌徒除小常村人外,还有南席村的武夺印、西范村的毕玉峰等有名的赌棍,白立三也在其内。常仅刚从白手中得到情报,徐沟大常据点来的近百名日伪军就包围了于家,不少人上房压了顶。外逃已无出路,知道于家建有夹墙的地下党员姬爱全用手一拉已吓傻了的于文,给张、常二人一使眼色,四人迅速进入通夹墙的里间,移开靠墙的大柜让张、常二人进入夹墙之内。爱全和于文刚到了外间,敌人就进了屋中。敌人用枪口对住众人,大喊:“不许动,都举起手来!”

敌人把二十多人全部捆绑,一一审问,逼问谁是八路军,并指名要找冬娃、“二娃”,而且好些人刚才明明看见两人和爱全、于文进入里间,后来只出来爱全和于文,说明两人一定还在里间藏着。可是,又明明看见日寇和伪军几个人接二连三进入里间查看过。敌人恐吓、逼问,没有一个人说见过冬娃和“二娃”,包括南席村的乳名也叫二娃的武夺印;他是认识张、常二人的,他也明知二人在敌人进入前才进了里间。敌人问他名字时,他说叫武二娃,日寇把他当成了“王二娃”(常仅),马上对他一顿踢打。遍体鳞伤的他仍说不认识冬娃、“二娃”,只告诉敌人他是南席村人,是来小常耍钱的。

敌人审问不出结果,派人把村长叫到于文家,作了一番“训话”,让村长担保释放了大部分人,捆走武夺印、姬爱全、许光宗等八人。敌人把八人押到大常村高寺,关押、审讯了三天,仍无所获,最后让村公所交保证金把人领回。

后来,小常村一度暗暗传言:于文家正房里间有密室或密道通外面,甚至说张常仅、常履丰二人有隐身术,他们和敌人遭遇时,他们能看见敌人,敌人看不见他们。后经我方秘密制止,传言才慢慢消失。

日寇多次突袭小常。小常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那天的突袭使小常群众遭受了抗战以来最大的灾难。

那天清晨,旭日东升,万里无云。吃早饭时,突然刮起了强劲的西风,霎时天昏地暗。东阳道上,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迎风向小常艰难地行进。他是我方在东阳便衣队的情报员谭兴旺。谭兴旺一进村就喊:

“日本人来了,有几百人,快……”

他边喊边向前急行。他要尽快通知张常仅等在小常隐蔽活动的同志。那天,不仅张常仅等十六名情报分处的同志都在小常,太行军区社会部的张效良同志也在小常,共有十七人隐蔽在群众家中。同志们都是常备不懈的,一人得到敌情很快大家就全都知道了。十七个人抢在敌人前头很快撤出了村,小常群众也有不少人撤出。可是,西风太大了。尽管谭兴旺拚命蹬车,还是报警太迟,日伪军很快卡死了全村各个出口;尽管不少村民手拿农具说要下地,还是被堵回了村中。

日军头目是一个满脸胡须,长着一副猪脸的日寇,人们称其为“毛太君”,背后叫他“猪头队长”或“猪头”。

“猪头”带领他的左膀右臂到了村公所,村长、副村长一个也不在,他大发雷霆,让听差的巡夫领他找到了常守德家。儿子臭货已撤出村外,常守德考虑自己是村长,不能走,须应付日寇。他和跟随“猪头”的寇翻译说:

“我刚吃完早饭,正准备去村公所”。

“猪头”不听他的解释,说:

“你的,村长,大大的坏!”

他命令手下把常守德和他年仅十六岁的童养媳闫二娃捆绑了起来,押到街门外不远处的一个打谷场上。“猪头”命令手下对全村逐户搜查,往打谷场上集中人。打谷场四周架着机枪。匪徒们开始拷打审问集中到场上的人。逼问:谁是八路?谁杀死了他们的便衣?因为近日,一个东阳据点的便衣死在了小常通往东阳的路上。日寇叫喊:

“交出冬娃和‘二娃’来!不说就统统死了的!”

打谷场上的群众越聚越多,或蹲或坐,以鄙视的目光盯着日寇,给敌人的回答是沉默和“不知道”!匪徒们用枪托和大钁打,用刺刀背砍,不少人被打得倒地不起,头破血流;好几个青年被剥掉衣服,打得遍体鳞伤。敌人得到的仍然是沉默和“不知道”!

打谷场上集中了好几百群众,大多遭敌暴打。时间过午,匪徒们似乎打累了。泄了气的敌人,把一直捆着的村长常守德和其儿媳闫二娃从人群中提出押到了打谷场旁的一株大树下,又把副村长杨逢源及其妻子也捆起来,和村长翁媳站在了一起。尔后,“猪头”又开始“相面挑人”,挑的有张长锁等年屇花甲的老人,也有许振清等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也许是他认为有“八路嫌疑”的,还是他看到“不顺眼”的?挑一个捆一个,共又捆了三十二名男子,也押到了大树底下。

打谷场上手无寸铁的群众人人自危,但没有一个孬种,只有仇恨,个个怒视着作恶的匪徒。少气无力的“猪头”向寇翻译咕噜了几句日语,命令群匪押上三十六名被绑群众向真武庙走去。日寇翻译告诉人群中的几位副村长,大伙可以回家了,但要派两辆大车到真武庙听用。

三十六人被押到真武庙外院,用绳子串起来全捆在了树上。大车到达后,敌人把年纪大的和两名妇女分装在两辆大车上,把年轻人拴在车后,押解众人向东阳走去。

被抓到东阳的人,关在了两个白菜窖内,天天吊打审问,折磨了三天,个个体无完肤,奄奄一息。敌人仍毫无所获。那三天,我方通过“内线”去人给寇翻译,给伪军队长,给便衣头目送钱,得到的回答是“猪头”一直不松口全部放人,只可把两名妇女领回。五月十五日,“内线”传回消息,让村里准备一辆大车,等通知往回拉人。

那天,日寇把三十四人押到了东阳村外,让大家跪在一个早已挖好的土坑周围。在土坑旁边放着一个盛满水的大缸,水中浸着一把东洋刀。“猪头”用生硬的汉语说:

“死活的,就在今天;说出八路的,回家;不说的,死了死了的!”

同时,他用手指了指水缸中的刀和土坑。

没有一个人吭气。敌人让常守德说有没有八路?常说:

“不知道!”

逐个问每个人,得到的回答仍然都是铁铮铮三个字:

“不知道!”

敌人气馁又气恼!

寇翻译向“猪头”咕噜了几句日语,“猪头”伸手把常守德往坑边拉了拉,拿起手中的东洋刀架在了老常的脖子上,恶狠狠地说:

“有八路的点头,没有八路的摇头!”

在这生死关头,常守德昂首向天,怒目圆睁,连续摇头三下。全村人民敬爱的村长常守德,壮烈地牺牲在了日寇的屠刀下。

“猪头”行凶后,咕噜了一句日语,提上他的屠刀,带领手下的鬼子扬长而去。

寇翻译向大家说:

“太君说了,先把你们的头寄放在脖子上。”

他用手指了指常守德的遗体又说:

“这个不准动。你们走吧!”

他让两个伪军留下看守常守德的遗体,带领其他伪军追他的主子去了。

三十三人相互解开捆绑的绳索,深情地凝望烈士的遗体!在留守伪军的催促下,他们踏上了返家的路;走到半路,碰上了马车,拉上了伤重和年迈体弱的人,一起回到了小常。

一个月后,常守德的遗体运回小常,群众为他举行了秘密而隆重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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